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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字发展与中国统一

摘要:中国汉字产生很早,对中国早期历史和文化记忆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目前,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作为官方文字使用的表意文字。汉字在使用和传播上的特点,导致了历史、文化记录的向心性,这是中国统一的基础。

7月6日,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这是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器、玉琮、木屐、漆器、陶片和玉璧。新华社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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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汉字产生很早,对中国早期历史和文化记忆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目前,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作为官方文字使用的表意文字。汉字在使用和传播上的特点,导致了历史、文化记录的向心性,这是中国统一的基础。

汉字的表意特性

汉字属于表意文字,即俗称的象形文字,注重使用象形符号系统记录语言。表意文字越发展,语音因素的加入就越多。例如,汉字中有相当一部分形音字,既包含形又包含音,所以也有学者把表意文字称为意音文字。

在造字方法上,汉字所针对的对象是外部世界。先是对外部世界进行细致观察,归纳出各种事物的典型特征,然后摹画,形成最基本文字,如(人)、(日)、(月)、(雨)、(山)、(水)、(木)等。然后以这些基本文字作为造字的基本要素,即偏旁和部首,通过偏旁和部首的组合再配以发音形成文字。例如“女”字,其基本含义为“妇人也”,即女性,以此为基础加其他偏旁构成好、奶、妈、妹、妻、妇、姑、姆、妃、妾等诸多与女性相关的字。《说文·叙》说:“盖依类象形,故谓之文;其后形声相益,即谓之字。”

由于每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都不一样,所以当表示某一事物的文字造成后,要使这一文字在人数众多的使用者群体内得到一致认同,需要花费很长时间,即新字推广的时间成本很高。

同时,由于每件事或物都需要有一个与之对应的文字,所以汉字的字数较多。据相关研究,类似汉字这样的表意文字系统,至少要有两千个以上的文字才能适应语言表达需要。事实上,汉字的字数远超两千个,仅《说文解字》就收录了九千多个字。因为字数较多,汉字的学习和传播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,即汉字使用的时间成本很高。

推广和学习的时间成本高,频繁的改动会引起混乱,这就要求汉字保持高度稳定性。汉字针对的是外部世界,是对每件事物的描绘,所以不同族群无法以语音为平台学习和接受这种文字,学习者在接受文字本身的同时,必然会接受造字者的观察理念和认知体系。

汉字的上述特性,导致了其在学习、推广和传播中的一些特殊现象,最终影响了早期历史与文化的面貌。

早期文字记录的特征

由于汉字的推广成本高,很难在短时间内被大范围内的人群所接受和掌握,所以,在很长的时间内汉字只在小范围内使用。也就是说,汉字长期为王朝的上层知识团体所垄断,用其记录的内容也主要是王朝关注的事务。这就使得中国早期文字记录呈现出以下特征:

一是记录内容以王朝贵族的主流观念为主。这些观念通过文字记录下来,并得以流传和不断加强,逐渐形成官方观念为主的学说体系。这一特征在中国古代传世文献中表现得十分明显,对政治事件和说教的记录占有主体地位。如,六经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。《尚书》是政治人物、事件与文诰的集合,其中典、谟、训、诰、命、誓等文体都是政治内容;《诗经》由反映民情的风、贵族生活的雅和宗教性的颂构成;《礼》《乐》主要是政治生活中遵守的规则和仪节;《易》是高层的占卜书籍;《春秋》则是各国政治生活的记录。

二是社会与生活的多样性被消解,记录内容服从于记录者的记录需求和认知体系。由于记录者是受过相同教育的王朝知识分子,其记录也是根据王朝需要或职责要求,对记录对象进行取舍,这就致使社会、历史、文化各方面原本复杂的内容或被整合,或被忽略,最终纳入同一体系当中。这一点,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都表现得很明显,主要是官府文化典籍、法律文书、祭祀记录等,缺乏对具体社会生活的记录,其他文明中大量发现的财产情况、商贸记录尤其少见。

历史文化的向心性

文字长期为中央王朝独自掌握的资源,而对早期历史和文化的记录主要由中央王朝完成,这就导致了历史、文化记录的向心性。也就是说,王朝周边地区各部族,因为在历史早期的长时段内没有能力用文字记录自身历史与文化,其历史和文化只在中央王朝的文字记录得以保存。这使得各地、各族的史事,不可避免地带上中央王朝的印记,甚至可能被整合纳入同一体系当中。

例如,从考古文化看,山东地区的东夷文化和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呈现很高的发展水平,并不落后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,但在文献的记录中却得不到反映。也就是说,中原地区的自古即处于中心地位的观念,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字特性造成的“假象”。

由于汉字以世界为对象,每个字都有特定含义,构成部件也相对稳定,其他部族想引进和利用这种文字时,很难随意改动。同时,要想准确理解每个字的含义,必须借助文字的原文进行认知(字母文字则不一样,外来者可以利用字母直接拼读自己的语言,而不必借助原有的文字环境)。也就是说,外来使用者,既需要基本保持原样地引进文字,又需要引进文字构成的文本——典籍。在这种情况下,中央王朝的典籍和观念,随着文字的传播而传播开来。

这种现象早在商周时期已十分明显,周原甲骨明显是从商王朝那里学习来的。周人对商人文字的引入也必然伴随相关典籍的引入。在《尚书》《逸周书》的相关记载中,周人对商人历史和典籍非常熟悉,出现“惟殷先人,有册有典”(《尚书·多士》),“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,经德秉哲。自成汤咸至于帝乙,成王畏相”(《尚书·酒诰》)。《周易》也有多处提到商代史事,如“高宗伐鬼方”“帝乙归妹”等。《清华简·保训》则提及殷人祖先上甲“假中于河”的典故。这说明周人对商人的典籍和史事非常清楚。

上层文化的趋同

从文化上而言,周人的祭祀礼仪、天命观等都与商人有明显的渊源关系。可以说,在实际的政治控制完成以前,已经建立起一个由文字和典籍为基础的认同圈,可以视为早期的汉字文化圈。汉字文化圈之所以能够建立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文字与典籍的这种密不可分特性,使周边部族在学习使用汉字时,不得不借助和利用已有典籍。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、动态的、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,先是由中原到周边,然后由中国扩展到整个东亚。

汉字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历史早期各地上层文化的趋同。一方面,文字的学习和使用成本高,所以文字的流传局限于上层社会和相关机构;另一方面,文字与典籍密不可分,使中心文化和思想随着文字而传播,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各地上层社会和相关机构接受了其中的观念。这就导致了历史早期各地区、各部族上层文化的趋同,即使部族不同、社会结构不同,其上层建筑的文字、制度、观念和表现方式却十分相似。这在考古学上表现得十分明显,很多遗址的陶器地方特色浓厚,但礼器却与中心文化高度一致,即与上层文化趋同。这种上层文化的趋同,对各地文化的独立性具有一种消解作用。

由于汉字在使用和传播方面的特点,使历史的记录和阐释成为早期官方独自掌握的能力,民间力量很难介入到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史学的构建当中去。因此,中国在历史早期,形成了官方主流学术和官方史学。同时,文字的传播及其特性,对各地文化尤其是上层文化起到了一种消解作用,使不同地域、不同部族的历史在文字记录上呈现出相似性。

两种作用相叠加,使早期多元化和多中心化的状况不断改变,逐渐融合到统一的模式之中。中国历史上很早即出现以人为中心的记录模式、一体化的王帝谱系和统一的历史观念,这固然有政治、制度、族群各方面因素的影响,但文字的作用是极为重要、不容低估的。

(作者:徐义华,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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